最高检指导案例：不具备非法控制性特征、组织松散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或恶势力犯罪集团 作者：最高人民检察院     时间：2020-04-11    来源：网络

一、不具备非法控制性特征、组织松散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或恶势力犯罪集团（唐均伟、李逢情等14人恶势力犯罪案）

【要旨】

对尚未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首要分子对成员的控制力、约束力较弱，为组织利益、以组织名义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较少，未在一定区域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的，即使实施了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或恶势力犯罪集团。

【基本案情】

2015年底至2017年2月，被告人唐均伟、李逢情通过开设赌场、发红包、提供娱乐消费等手段，先后纠集被告人蒋宏、陈杨、杨长龙、肖中刚、龙强、骆强、杨功文、龙云、于文杰、张义志、杨杰等人，购置砍刀、钢管等作案工具，在重庆市大足区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开设赌场、寻衅滋事、殴打他人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形成以唐均伟、李逢情为首的恶势力，在该地区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自2015年底至2017年2月期间，该恶势力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开设赌场、寻衅滋事等11起犯罪，造成1人死亡、7人轻伤、11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

【诉讼过程】

2017年10月12日，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局以唐均伟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向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11月3日，大足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报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认定唐均伟等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证据不足。唐均伟等人组织结构松散，无明确帮规帮约；获取的经济利益仅来源于赌场收益，且绝大部分由唐均伟、李逢情二人用于本人赌博活动及其它消费；全案11起犯罪中，有组织实施的仅2起，其余犯罪多系偶发，且系临时邀约；开设赌场形成非法控制的证据不足，实施的犯罪形成重大影响的证据不足。为全面查清案件性质，检察机关依法提讯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及被害人的意见；走访案发现场20余处，查明唐均伟等人的行为在当地是否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多次听取公安机关意见；围绕有组织犯罪构成，先后两次向公安机关提出补侦意见150余条。

经补查，检察机关认为在案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唐均伟等人的行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时，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本案系恶势力犯罪，但该组织稳定性较弱，有预谋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较少，违法犯罪活动多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尚未发展到恶势力犯罪集团。2018年5月16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恶势力犯罪对唐均伟、李逢情等人提起公诉。

2018年7月3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均伟、李逢情纠集被告人蒋宏、陈杨等人在大足地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已形成以唐均伟、李逢情为首，蒋宏、陈杨等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唐均伟、李逢情二人均以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蒋宏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至十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2019年1月25日，该案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本案是公安机关以涉黑犯罪移送，检察机关坚持法治思维，改变定性意见，以恶势力犯罪起诉，法院以恶势力犯罪裁判的典型案例。一是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构成，准确判定涉黑涉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在围绕“四个特征”审查时，要认真审查、分析“四个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要注重审查危害性特征，危害性特征是本质特征。对于组织成员、违法犯罪事实相对较多，但是组织特征较弱，为组织利益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较少，非法控制特征不明显的犯罪案件，即使组织成员实施了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二是围绕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准确认定是恶势力犯罪集团还是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恶势力全部认定条件，同时又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犯罪组织，具体表现为有多名组织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多次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对未形成固定重要成员，成员之间关系相对松散，未多次实施有组织有预谋犯罪的，不宜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司法实践中，要依法区分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恶势力，同时充分运用《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准确区分主从犯，依法惩处。三是准确理解把握“打早打小”和“打准打实”的实质内涵。“打早打小”要求对黑恶势力及早打击，尤其是对恶势力犯罪要及早打击，防止其坐大成势，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严重社会危害。“打准打实”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判处刑罚，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特别在办理涉案人员、涉案事实众多的涉黑恶案件中，要坚持法治标准，防止因降低认定标准而“拔高”认定为涉黑犯罪或者涉恶集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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